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伴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大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过程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方面，经济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城市的人口规模、汽车数量、绿化覆盖率等多方面城市要素，城市人口大量的物质与能量消耗造成的排放进而造成了一些大气环境指标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时刻都在影响着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变化，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日渐严重。本文以中国282个城市为例，构建以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指标的空间自回归-面板门槛拟合分析模型，研究不同大气污染物与选取的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分析工业集聚水平对不同大气污染物的空间效应与衰减边界以及降低大气污染物的非线性冲击的中间影响机制，特别调查并研究了陕蒙交界、京津冀区域、长江中下游区域这三个典型区域的特征指标。本文旨在为城市工业聚集规划和大气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分析方法和成果。 研究方法上，通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获取了2015-2019年（2019年之后处于静默期，数据不稳定）全国282个城市的六类大气污染物浓度数据，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取了城市经济发展类的数据。本文首先使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及其散点图考察六类大气污染物的空间迁移特征。其次，以中国整体与三个典型区域总计四个样本集，利用时间效应下的空间滞后模型（SAR）在空间尺度上分析各类经济发展指标与工业发展指标对六类大气污染物的作用方式，综合分析统计结果提出规划与防治政策建议。再次，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考察工业集聚水平对六种大气污染物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假定因变量取值除受本地自变量的影响外，还会受到邻近地区的自变量影响，即在模型中加入自变量的空间滞后值，是一个强化后的空间滞后模型，这对于分析间接效应有很大帮助。以NO2为例，通过SDM与面板门槛模型（PTR）的拟合分析，考察工业集聚对NO2浓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与衰减边界，利用部分中间机制的变量探讨二者关系的异致性冲击。最后，总结中国整体与三个不同典型区域的计量数值分析结果，提出政策性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全域经济与工业发展指标对六类大气污染物作用的空间滞后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六类大气污染物均具有明显的空间迁移特征，2016年的PM10具有最显著的正向空间聚集特征，莫兰指数值为0.276；O3的空间迁移能力最弱，2015年的莫兰指数值为0.061，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布随机性。高工业集聚区域的六种大气污染物在空间上的扩散能力弱于全国整体水平。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经济水平提升对城市PM2.5、PM10以及CO（一氧化碳）的浓度提升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2.0185、1.5304、1.6414；与城市SO2（二氧化硫）、O3（臭氧）以及NO2（二氧化氮）没有显著性关系。高工业集聚区域的集聚水平与经济发展没有显著性关系。 （2）工业集聚水平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范围内对城市PM2.5、PM10、CO以及NO2浓度的提升具有正向性，NO2正向影响系数最高为0.6814；与O3与SO2没有显著性关系。工业集聚水平对PM2.5、PM10以及O3没有间接效应，对SO2、CO以及NO2有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均大于直接效应。工业集聚水平对NO2浓度变化的空间外溢系数在100公里以内高度显著（P<0.05），100公里至150公里逐渐弱化，150公里以外空间外溢系数不再显著。工业集聚水平具有单门槛效应，城市汽车保有量增幅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双门槛效应，工业集聚水平对NO2浓度的影响会随着门槛效应变化。陕蒙交界区域、京津冀区域、长江中下游区域的重点关注指标分别为工业集聚水平、汽车保有量、金融集聚度。 （3）人为修改计量模型的矩阵单元格可以完善空间计量模型的间接效应分析；SDM-PTR拟合模型可以弥补单一空间计量模型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并且丰富间接效应分析的梯度式特征。基于SDM-PTR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发展模式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很多城市进入工业发展时间较短，并未与邻近工业集聚区域形成相对合并的发展模式，发展、治理环境更多依赖于新型城市自身，中国工业集聚水平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离散的阶段；工业集聚对于降低大气污染具有较大帮助，继续强化工业集聚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带来的单位工业能耗增加问题；高工业集聚区域的工业集聚系数不足以影响经济指标变化。城市年均PM2.5、PM10、SO2以及CO浓度都出现了下降，表明我国治理该类大气污染的技术条件与成本控制较为成熟。 本研究基于经济发展指标、工业集聚指标与大气污染物的综合分析，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大气污染的作用效果、工业集聚对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影响范围及控制各类发展指标的阈值区间，提出了典型区域各种污染物的治理优先权重和改善城市环境的政策建议，为强化工业集聚治理大气污染提供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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